但高度相似事实作为补强证据是一种例外情况，关于两项行为一般相似性的证据则不能被接纳。
在日本，信息公开制度以实现以民主主义为终极根据的知的权利的形式为人们逐渐知晓，1998年信息公开法（关于行政机关持有信息的公开的法律）被制定出来。在比日本更早制定统一行政程序法典的德国，众所周知，其和日本不同，不是从与法的支配的关系展开讨论的，而是以法治国作为行政程序法理的基础。
文章来源：《中山大学法律评论》第9卷第1辑（2011年）。而且，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市民参与权、住民诉讼等地方公共团体层面直接民主制的各项制度上。而随着日本向成熟社会的过渡和对小政府的追求，国家经济政策的比重逐渐从事前规制向事后规制转移，由此，对批判乃至打破来自法治主义的旧日本体制的法的支配主张开始出现。以上观点虽是受到美国历史上形成的现行司法审查现状的启示的产物，但在与法的支配的逻辑关联性上却存在一定问题，这一问题是，在现代行政条件下，对权利利益的实效性救济是否适合的问题，也有必要离开与法的支配的关系来进行检讨。[31]而且在这个时候，相对于行政活动的立法已尽可能将规范行政活动作为目标的情况，在作为审判制度的行政诉讼制度中，立法任务的重点却是为能充分发挥司法权本来具有的行政监督机能提供更为有效的空间或手段，在这一点上可以认为已形成共识。
即，在新宪法制定后不久，田中二郎就将地方分权的确立、行政组织的民主化、法治主义的确立、向司法国家的转换阐发为新宪法下行政法的基本原理。以上叙述中完全没有触及法的支配（rule of law）的内容，此点与同书中法治国家的频繁出现形成鲜明对照。法治约束的主要对象，必然是企业这一核心的市场主体。
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扩大援助范围，健全司法救助体系，保证人民群众在遇到法律问题或者权利受到侵害时获得及时有效法律帮助。四是缺乏提供公共产品的意识，完全规避对公益事业的一切活动参与。法律服务大多由社会来提供，律师则是专门从事服务的职业。可以说，在当今时代，社会组织可以承载民众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是法治社会的黏合剂。
2.调控公共服务供给 现代法治社会的发展，标志之一就是政府放松管制，发展调控职能。尽管这些建设都很有必要，但又远远不够，因为法治社会的建成，绝不仅仅依赖制度体系及其实施体系，还需要民众的观念和素养能跟上法治进程。
从理论上说，政府之外的社会主体行使社会权力，其监督制约机制包括多个环节：政府的监督、社会组织和企业内部员工的民主监督、社会公众的监督等。公益诉讼的目的是促进和保护公共利益，从理论上说，公益诉讼提起的主体包括一般民众、社会团体和检察机关。对政府而言， 在多元主体中明确职责，其实就是定位政府与企业、社会组织、民众之间的关系。在法治建设过程中，政府应注意全面合理实施有关法律法规，实现法律法规的精准落实，积极行使好法律赋予的权力，承担法律法规中的责任，保障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与利益。
利害关系人是围绕企业可能产生被动双重影响的个人和群体，例如合作伙伴、投资者、供应商、企业员工、顾客、社会公众等，前四种群体对企业有着主动性影响，为企业发展注入了原始资本，提供了人力、物力等基本保障，但也自然受企业盈亏的反向影响，而后两种群体，是在企业作为施力端，企业产品满足个人需求并产生吸引影响的主效应后，受其影响的个体和群体，但也会相应地形成产品使用和售后保修满意度评价，对企业口碑形成反影响，忽略其中任何一重影响，则无法保证企业协调高效运作，由此企业应改变固有的自保自赢模式，而应当对其利害关系人负起相应责任，以求扩衍优势影响，提早消除不利影响之隐患。各主体之间的职责如何分担衔接是非常重要的。（二）律师的工作手段 1.参与商业性诉讼和非诉业务 律师的工作手段首先是参与商业性诉讼和非诉讼业务。当然，强调企业社会责任的法治保障，并不是否定其他方式的保障。
各项制度的实施，各种权利的维护，各种活动的开展，都是需要支付成本的。美国学者在描述人们面对法律时呈现出三种不同的态度：敬畏法律、利用法律、对抗法律。
在与市场、社会的关系中，政府充当何种角色，履行何种职能，这是重要问题。律师的所有这些工作都是商业性的，律师充当的是私人利益的代言人，民众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通过付费获得服务。
作为代理人或辩护人，律师出席法庭陈述当事人的主张，尤其是刑事辩护中，律师的业务实践本身就显示出政治权威对社会成员权利的尊重，昭示政治权威的严肃态度和法治思维。进入新时代，进行法治社会建设，显然离不开社会组织的发展和职能发挥。另外，企业常常还会以一般主体的身份参与社会生活，参会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方面的建设，从而成为社会生活的法治主体。法治社会建设中，各种社会主体有其不同的风险，企业需要面对市场的风险，社会组织也存在政治风险和腐败风险。从理想的角度推演，律师制度不仅可以与民权结合从而外化出民主精神，而目可以与治权结合产生出法治化的社会秩序。社会组织天然反对政府权力的干预、垂直管控，强调民主参与和自主管理，主张不同利益群体的理性互动和多元诉求的对话协商，这也必然倒逼政府社会管理思维和权力运作方式的转变。
作为典型的法律人代表，他们在媒体和自媒体上发声，积极参与讨论，常常将这种讨论作为一种法律事件营销与政治营销的策略，将自己与社会事件紧密联系在一起。改革开放后，社会开始发育，社会生活逐渐独立于国家机器和公权力系统。
以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关系为例，政府有责任和职权对社会组织进行监督，以防止社会组织受自身利益、价值观和政治倾向的不良影响，保证其不逾越职业伦理、行业规则、法律的范围。缺乏监督，行使社会权力的社会主体同样会腐败，从而影响法治社会建设的绩效。
2.财政支持责任 法治社会建设是需要相当的财政能力作为基础的。此外，对于法治社会建设，政府还应当履行评估责任，评估是衡量效果、监督社会主体的重要手段和收效途径，通过评估来衡量各社会主体在法治社会建设中的绩效，提高各社会主体的责任意识，以便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激励。
纵观各国法治社会的发展历程，它们都是以法律和各项制度的建立作为法治社会建设的基础，并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完善制度来建成法治社会的。法治很重要的层面是实践操作上的，如果民众缺乏民主和法治的切身体验和感受，法治建设始终停留在制度和国家机关的执行层面，难以深入到民众观念中，更难以变成民众自觉的生活方式和行为选择。收集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证据，以实现犯罪嫌疑人无罪或轻罪的目的。个人并不能直接占有和使用社会资本，只有成为关系网络中的一员，建立起网络连带关系，才能有效利用社会资本。
法治社会建设的政府主导性，决定了政府在制度供给中的主体地位和责任。在传统时代，社会资本存在于传统的关系网络和组织结构中，如宗族、行会、基层市场区域等。
这些问题中，律师们可以大显身手，他们对不同利益有着敏锐观察，他们对法律规范能够精准把握，他们能够熟练运用论辩技巧和说服艺术。与传统的行政管理相比，合作治理、协商治理有着不同的特点，它打破了权力的单一性，在合作治理、协商治理下，行政权力的唯一性遭到削弱，治理主体不再依靠权力去直接作用于治理对象，权力在某种意义上遭到了削弱。
这一场域平台可以给民众带来切身体会，培养、塑造民众的民主法治观念和权利意识。但与法治社会建设的要求相比，当前治理体系对法治社会建设的回应和支撑仍然不够，对法治社会各主要力量的明确赋权不够是其中的重要方面之一。
一方面，法治宣传和法律实施要针对管理人员、工人等员工，不断增强他们的法治观念，使他们自觉守法、遇事找法、理性表达诉求，用法治方式解决企业民主管理中的问题，用合法的方式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利。这些都需要政府积极推动。同时，对于企业、社会组织等主体，政府采取鼓励、支持、引导、奖励、帮扶等方式培育其能力发展，也是法治社会建设的方式。在这种商业性的活动中，法治社会建设得以铺开，社会主体从自身利益出发，在法律的框架下活动。
陈柏峰，法学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才工作办公室主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对抗法律，社会主体认为法律无法有效地解决纠纷、发现真相或维护公正，因此根据特定情境运用资源而进行应付，包括暴力、自助等方式。
市场机制有效发挥作用离不开宏观调控，这需要得到法治的保障。在中国的法治社会建设中，社会组织的意义同样重要，而且还可能有着中国特色的取向和意义。
对于政府而言，推动合作治理、协商治理的发展，首先就要摆脱传统行政思维方式的桎梏，切实转变过去那种全面撒网型统管的行政作风，为更有效适应时代发展的创新思想开掘适宜土壤。无论从企业社会责任的具体内涵来看，还是从中国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的表现来看，企业的社会责任都需要法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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